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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段德敏在《驯化利维坦》新书发布会(2017年3月26日)上的发言

我觉得《驯服利维坦》是一本很棒的书,它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政治及其权力运行的机制。我想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学、法学著作,对我们了解美国政治、美国的宪政体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因素导致了美国政治体制本身的独特性,但对它的研究和反思却可以有很重要的普遍性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讨论这些重要论题,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

“政治”作为一门学问

正如建勋老师所提到的,美国的“建国之父”们(founding fathers)在讨论美利坚和众国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其正在从事的事业的重要性。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就曾说过,他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其所涉及的学问是“关于政治的一门神圣的科学”(“A divine science of politics”)。政治是一门“科学”这种论述,很多国人可能对它不是很熟悉。在西方历史上,把政治看作一门科学其实也不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提出来的,早在他们之前就有很多人这样说过,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那里,稍晚近的思想家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都有类似的说法。在当下,当我们提到“政治”这个概念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会是权力、斗争、阴谋这些内容,有时候我们会把“政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比如“公司政治”、“办公室政治”等,谁获得了什么位置,谁掌握了什么权力,诸如此类。这是我们对政治的一般理解,讲到“政治”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往那方面想。从而“政治”常常也不被人们认为是个多么好的东西,它往往和人的欲望和阴暗面联系在一起。

但我们在讲“政治是一门科学”的时候,这里的“政治”其实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它指的不是我们日常的政治,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是“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实,无论这些人生活于什么年代、他们身份如何、这一人群(共同体)的边界在哪。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其起源性的问题是:“我们(或某一特定人群)为什么要以这种形式式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以其他形式?有哪些可能的形式?有没有‘最好’的形式?”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搜集材料,建立一些概念和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就是公元前古希腊哲人们做的事,其中以亚里士多德为典型,他专门写了名字就叫《政治学》的书去记录他的分析和结论,从而开启了西方作为一门学问(或“科学”)的政治学的先河。

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某种人们共同生活的形式就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当然,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能够像造桌子、造椅子那样“创造”共同生活的形式,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发现自己生下来就处在一种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的政治体制之中,这种体制并非他们所创造,他们也基本无力做太多改变,似乎只有“接受它”这一种选择。但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人们真的能够做此种创造,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要知道,你生活在某种体制之中,事关你个人生活的一切都可能会受到这个体制的影响,你所可能面临的选择(如职业可选项)、你与他人—甚至包括你最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你的思想意识、情感等等,都会在这种体制(或共同生活的形式)中被塑造和形构。如果生活在另外一种制度环境之中,你可能就不是你现在的你。这里的区别,只要想想我们国家40年代出生的人和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期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状况,就很清楚了。

对“共同生活形式”的创造是如此之重要,在西方古代历史上,大多数时候这种“创造”被当作某种神迹来看待。忒修斯建立了雅典城,罗慕洛斯建立了罗马城,他们都被当作某种神,或起码是半人半神的形象。真正能把这种创造当作种一门“科学”来对待的其实并不多,亚里士多德当然是其中之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也是较早的“政治科学家”,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正是“新国家”如何得以建立和维护,而那些从无到有建立新国家的“新君主”们,则要么要有《圣经》中的摩西那样具有神力,要么就得具备非凡的“能力”(Virtù)。对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开端”(beginning)的分析和讨论,正是政治学的精义之所在。对此开端的神秘化叙述十分常见,就像基督教《圣经》中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一样,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关于朝代或统治开端的神话传说。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所做的事正是这种政治体的开端,他们几乎像“神”一样创造了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确立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权利体系,今天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之中。这并不是说他们创造的政治体制就是“对”的或普世性的,但仅就开端和创造这件事而言,他们完成了一件壮举。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把他们在创造这一开端时所做的种种考量很忠实地记录了下来,这就是《联邦党人文集》。 我们回到美国“建国之父”们的著作与他们思考当中,去理解美国政治体制的安排,这个过程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政治学研究。这一过程不必须是知识考古式的再现或重复,它可以是对其政治体制机理的一种学理探讨,对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问题的追溯和反思。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件工作放在当下—其实任何“再阐释”都有当下的语境和背景—来看的话,那么它就有了超越出原始材料和文本的意义。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其实异域的政治体制也可以是一面镜子,从对他人共同生活形式的了解中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制度与民情

第二方面,刚才建勋老师、丛老师也都详细地讨论到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事,以及一些相关争论。一方面这是当下的时事热点,但另一方面它们也确实和美国政治体制有密切的联系。

刚才两位老师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所谓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的分立和相互制衡,这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占有一个核心的位置。刚才两位老师在观察特朗普现象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以此为参照系。例如,虽然特朗普做了很多看上去“行为乖张”的事情,但是他也受到了很多制约,包括来自司法系统和国会的制约,还有来自媒体的制约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特朗普似乎没越位,体制还是那个体制。不仅如此,可能正是因为特朗普的出格,他的行为反而映衬了美国制度体系的稳定性。我对此有一些略为不同的看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供大家批评。

三权分立概念的基本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能把权力放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把所有的权力—典型的如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交给同一个机构执掌,无论这个机构是什么,它都很可能会导致权力走向极端化和专制化。如果将权力分成几个部分,交给不同的机构,那么权力之间可以形成互相的制约,这就意味着权力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我想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在价值上认同这个概念,但理解这个概念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把特朗普放到这个视角当中去看,问题也不大。在美国的体制中,特朗普的总统权力确实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在前两天,他推动用一个新的医疗法案取代“奥巴马医疗法案”(Obamacare),但很快在国会受阻。他的移民禁令几次三番地被司法系统拦截。而作为总统,特朗普看上去也只能咬咬牙,在媒体面前发发狠话,事实上他做不了太多,这也是被很多人—包括福山等人—诟病的美国政治体制“低效率”的一大表征。在这个体制中,政府(行政部门)想做事—即便是好事—太难。

我们都知道“三权分立”的概念最起码可以追溯到法国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那里,而且美国在建立其共和政治体制的时候,明确地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这在“建国之父”们的文字中有明确的体现。因此,我们在这里回到孟德斯鸠对权力制衡的讨论是很恰当且有必要的。但是孟德斯鸠那儿有一点需要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法的精神”。在他看来,政治体制的确立不仅仅是简单的权力分立,或机构之分的分工。权力分立背后需要有一个原则(principle)。孟德斯鸠像亚里多德一样,将政治体的可能的形式(即政体)分门别类,不同的政体背后有不同的原则。比如说古代的共和政体,其原则是“美德”(viture),即人们要有对国家的热爱,要有为公共利益献身的精神,如果没有它的话,这个共和政体实际上就无法维系,它就会变成别的东西,如寡头政体或君主政体等等。又如专制政体,其原则是恐惧(fear),臣民要时刻恐惧一个专制的君主,要知道你脑袋上方始终有一个巨大的手,它随时可能会砸下来。如果没有这种普遍的恐惧的话,恐怕专制政体本身也会土崩瓦解,转变成别的类型的政体。

孟德斯鸠所讲的三权分立,主要存在于当时的欧洲王权国家。而根据孟德斯鸠,王权国家的原则是荣誉(honor)。在典型的欧洲王权国家中,和其他政体不一样的是,人们普遍向往尊贵的地位和特权,这看上去是一种“自私”的欲望—事实上可能也确实如此,但它往往又使得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努力,例如在战场上建立功勋、保卫国家,从而获得至高的荣誉和地位等等,它在后果上是可以有利于公共利益。而这种荣誉感又使得人们—在孟德斯鸠那里主要是指贵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贵族们在国王面前虽然位低一等,但他们并不认为国王就应该或可以像使唤奴仆一样使唤自己,如果那样做,国王不仅侮辱了他们(贵族),实际上也侮辱了自己。如果这样一意孤行,最后国王可能变成孤家寡人,甚至有向专制君主转变的可能性。但我们都知道,专制君主自己往往也是不安全的,得时刻警惕别人将自己推翻、甚至杀死,没有哪个有理性的君主愿意走到那一步。

因此,在孟德斯鸠那里,三权分立是在这种以“荣誉”为原则的君主政体中存在的。普遍的荣誉感使得君主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得其他权力—如同意征税的权力、某种意义上的司法权—能相对稳定地独立于王权而存在,从而不同的权力之间形成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局面。这种权力的分立与其说是权力之间的互相对立,毋宁说是权力的分工和协作。只有当某个权力侵犯到本来应该属于其他权力的领域时,冲突才真正发生。但这种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前提是人们有一定的“共识”,即人们对权力应该如何分工和协作有一个基本的“同意”。在此前提之下,不同权力之间才会存在一些冲突。如果缺乏这一共识,那么该政体就无法维系,它可能会转变为其他类型的政体,从而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逐渐消失,这是孟德斯鸠的想法。

这一道理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如果要形成有效的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并不是制度安排那么简单,它需要人们对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边界、内容、如何分割等—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并且内化成孟德斯鸠所说的“精神”。否则,即便是制度上或者是法律上做了某种安排,对权力进行了分割,它也可能会像流沙一样无法维系。某些经过分割细化了的权力可能名存实亡,有些权力可能名义上只限于某个领域,但是实际上它可能扩张到别的领域,并逐渐被人们认同和接受。具体到人而言,某些人可能名义上只有一种权力,但实际上可能使其他并不需要在职能上听命于他的人看他的脸色、听他的意见行事,这种局面长此以往,一定会使得权力在表面上的(法律或制度层面的)分工协作名存实亡,最严重的情况下它会使得有些法律虽然看上去一回事,实际操作层面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三权分立是邪路,不要走到邪路上去,但其实如果仔细去读孟德斯鸠的书,你会发现想走上邪路也不见得容易。

真正形成权力之间的独立和制衡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其实也说明了它是不稳定的。就美国而言,我们知道“总统是靠不住的,”但其实总统背后的制度也不一定靠的住,它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维系制度的基础发生转变的话,它也可能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西方知识界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制度与其“基础”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有大量相关讨论。比如在古代的斯巴达共和国,他们很强调对外战争和民风的纯朴,反对商业。为什么?主要就是担心如果人们从事商业时间够长,对奢靡之风追求过盛的话,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其原来的面貌,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拥有大量财富和势力的“豪强”,其他人不得不、或主动地依附于他们,从而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就无法维持。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到美国建国时期,那些“建国之父”们当然既不可能使美国回到古代共和国,也不想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王权国家,但他们所构想的美国式共和国中,权力分置和制度的建立是一回事,更重要的其实是制度背后的共识和精神,而它们实际上早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建国之父们是在这种共识和精神之中找到最可靠的制度手段来维系共和国的政体形式。正因为此,著名当代政治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才说,真正的美国革命实际上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完成。戈登·伍德(Gordon Wood)对美国建国史的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美国“建国之父”们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行动看作是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来自于古代理想的共和国,他们也明确地担心共和国可能会在各种状况之下迷失自我,失去原有的政体形式。

特朗普对美国体制的考验

要想真正解释特朗普与美国体制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容易,也没必要操之过急,主要是因为他才刚刚上任,一切都才刚开始,离“盖棺定论”还很远。但是如果一定要对其作一个判断,与刚才两位老师不大一致的是,我对这一关系的看法大体上是负面的。如果把美国的体制比喻成一个机器的话,特朗普的出现至少是对该机器的一个压力测试。就像一台只能在零下十度和零上十度之间正常运行的机器,我们造出这台机器之后对它做一个测试,我们把温度调到零下十一度,看看它会什么样,如果还能正常运行的话,说明这个机器还是不错的。特朗普对美国体制的冲击就像这种压力测试。这并不是说他马上能把现行的政治体制颠覆,而是他所代表的态度和倾向比较危险。比如他的第一版穆斯林禁令刚出台就被司法系统宣布暂停,在遭受挫折之后,他召开了一个类似竞选造势式的一个巨大的集会,告诉他的支持者们那些“所谓的”法官如何短视、如何对他抱有偏见,甚至说如果美国发生恐怖袭击的话,法官要负责任。又如在总统大选过程中,当一再被问到“如果希拉里当选的话,他是否愿意接受选举结果”,特朗普曾一再拒绝回答这一问题,这本身就是很少见的对传统和共识的挑战。更有甚者,他还说过“如果希拉里当选,受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美国公民可能可以做点什么”,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美国人的持枪权,这种话从一个总统候选人嘴里说出来,可以说非常危险和具有煽动性,特朗普无疑开了美国历史的先河。如此例子还有很多,它们一再印证了特朗普最起码不会是一个“传统”的总统,他会对美国人的一些基本共识造成一些冲击。即便美国的体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其背后的一些普遍共识和精神也很可能在特朗普的冲击下产生一定的扭曲。正如前文所述,后者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

美国今天的政治体系中,能够维系权力分立机制的条件和其建国初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显著变化之一就是政党势力的增长。美国建国之初政党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联邦党人也对政党本身也持很负面的看法,他们认为“党争”对公共利益有害。但在今天,政党基本上是推动选举的最重要的机器,无论是总统选举也好,议员选举也好,它一旦开动,基本上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与之抗衡。候选人也只有依靠这一机器才能获得足够的民众支持,从而取得权力。换句话来说,总统或议员的权力背后其实都是一个政党的权力,选举基本上变成政党之间的竞争。在这一情形之下,传统的权力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分立—实际上遇到了新的挑战。政党通过选票获得的权力是直接来自“人民”的权力,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下,这一权力可以变得具有压倒性特征,以至于可以挑战传统的三权分立的基本设置。特朗普在其执政受到挫折之后诉诸其支持者并挑战司法权威的做法,正是体现了这方面的可能性。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他遭到弹劾,很难想象他会乖乖就范,他很可能会将自己描绘成受体制迫害的总统,从而煽动其支持者反对体制本身,包括其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Angus Deaton)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调查,发现美国各个州都有这样一个趋势,成年男性白人的死亡率近年一直在上升,这大致和酗酒、毒品等因素相关。同时,其他的族群的死亡率却在下降,比如说墨西哥裔、黑人、华人等,以及外来的移民群体。迪顿还发现,成年男性白人死亡率增长越快的地方,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越高。这从一个侧面映证了很多其他证据同时指向的一个结论,即特朗普上台的背后是以成年男性白人群体—尤其是教育程度不高的那一部分—为核心的保守主义力量,这一人群同时也将自己看作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受害者,他们对多元文化、对非白人族群抱有很强的敌意,认为正是后者抢占了自己本来应该具有的在社会中的领先位置。因此,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这些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想念。在这一想象的过去之中,他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绝对的领先位置,亚洲—尤其是中国—尚不构成经济上的对手,白人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黑人当总统的可能性还不大。所有这一切在今天好像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特朗普的上台则这一情绪的直接反映,他的一切“反常”的举动都可以在这种情绪中被谅解,或被看作对所谓“政治正确”的正当反击。

特朗普和右翼力量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就得到3K党的支持,虽然他本人也出于“政治正确”不得不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但这仍然能够说明问题。他的很多重要战略顾问都和名声并不大好的右翼力量有关,最典型的如班侬(Steve Bannon)。另外,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他和右翼媒体之间的互动也很令人担忧。例如,他上台之后马上到声称在刚刚结束的总统选举过程当中有300多万非法移民进行了投票,这是导致他在大选中虽然赢得总统位置,但没有获得全国多数票的原因。然而,特朗普自始至终都没能为这种言论提供任何证据,其来源基本上是右翼媒体上同样没有根据的报道,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也在重复同样的阴谋论。特朗普说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证实过,但是你看有那么多媒体也这么说,那它应该是真的。反过来,他的支持者会说,你看总统都这么说,那它一定是真的。在这种互相印证之中,虚构或谣言就成了真相。所以很多人说特朗普上台代表美国真正进入了一个“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对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没有证据支持有300多万非法移民参加了选举,而且提供很多证据证明这一声称的荒谬性,他们很可能认为你是被华盛顿的精英们收买或洗脑,你有不可吿人的动机,大多数媒体是不可信的,他们要么只为精英服务,要么早已陷入不可救药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这正好也和特朗普和美国主流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相一致。

特朗普曾经这样说过,他即便在纽约的大街上拿枪扫射路人,他的支持者还是会支持他。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夸张,但很可能是对的。这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在特朗普时代可能遭遇到的挑战。他在其总统任期内改变美国体制本身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他的冲击之下,美国人是否还能维持原来的共识和精神,已然十分分裂的美国社会是否会走向更加分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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